薄荷与蝉鸣

六月的第二十八中学，空气像一锅熬过头的糖浆。

下午第三节课，高三（七）班的空调彻底罢了工。吊扇在天花板上有气无力地转，把热风从教室这头推到那头。窗外的蝉声一层压着一层，密得几乎能拧出水来。

董美铄坐在第二排靠中间的位置，白衬衫的扣子规规矩矩扣到第二颗，袖口挽了两折，露出一截很细的手腕。她低头改错题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，汗珠顺着颈侧滑下去，隐进领口里。

她没抬头，却知道翟美熹又迟到了。

门被推开的那一瞬间，走廊里滚烫的空气涌进来，然后是脚步声——不紧不慢，鞋底碾过地砖，一路走到靠窗的最后一排。整个教室的光线似乎都晃了一下。

翟美熹把书包甩上桌子，指了指窗外：“天要下雨了。”

没人理她。董美铄也没理。可她握笔的手指，不易察觉地收紧了半分。

翟美熹是五月底转来的。转来那天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，头发在脑后扎成松松的一个结，站在讲台上自我介绍，只说了六个字：“我叫翟美熹。”然后就走下来，坐到了靠窗倒数第二排，董美铄斜后方。

从那以后，董美铄收作业的时候，总要绕一点点远路。

她自己说不清。她只知道，每次翟美熹从身后路过，会带起一阵很淡的味道——不是香水，是小卖部那种五毛钱一块的薄荷糖，凉的，冲的，像有人在闷热的教室里撕开了一道口子。

“学习委员。”

后颈一凉。

董美铄整个人僵住。谢天谢地，是一瓶冰镇薄荷汽水，瓶身还挂着水珠，正贴在她颈后那一小截露出来的皮肤上。凉意像一根线，从中枢一路劈到底。

她没回头。

“……嗯。”

“你不热吗？”

“热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抬头。”

董美铄的耳朵尖红了。她盯着卷子上的一个数字，看了整整五秒，那个数字的笔画开始在她眼前散架。

“卷子没改完。”她说。

翟美熹笑了一声，把汽水搁在她桌角，走回自己的座位。瓶盖已经拧开了，白气一缕一缕地往上冒。董美铄到下课都没喝。她只是把瓶身慢慢转到自己这边，指尖搭上去，贪那一点凉。

第二节晚自习前，天压得更低了。

翟美熹从后面戳她的背：“走。”

“去哪。”

“透口气。”

董美铄放下笔，跟着出去了。她一向不这样。她是学习委员，是年级前十，是老师嘴里“最省心的那一个”。可那天她什么都没问，像是早就等着有人来戳她那一下。

翟美熹带她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，下到一楼，绕过实验楼，钻进教学楼后面那道少有人走的消防楼梯。铁栏杆锈了，爬满深绿色的爬山虎。风从楼梯井里穿上来，带走满身黏腻的汗。

雨就是这时候落下来的。

先是几滴，砸在水泥台阶上，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。然后一下子全泼下来。两个人退到楼梯转角，那儿有个水泥雨棚，窄，只够一个人站。

翟美熹把人往里拉了拉。董美铄的后背抵住墙，翟美熹的肩挨着她的肩。雨水在棚子外砸出一片白雾，蝉声被雨声盖住了，整个世界只剩下“哗——”的一声长响。

距离太近了。近得董美铄能听见翟美熹呼吸的声音，能看见她锁骨上那颗小小的痣，和被雨水打湿的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。

“董美铄。”翟美熹忽然叫她全名。

“……干嘛。”

“你是不是每天都在等我迟到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刚才改错题，改了三遍，都在改同一行。”

董美铄说不出话。

雨声很大。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擂鼓，一下一下，撞得耳膜发麻。她知道翟美熹也听得见——因为翟美熹没有笑。翟美熹只是侧过头来，很近地看着她，眼睛在雨光里亮得吓人。

“我转来第一天，”翟美熹说，“你收作业，走到我这儿，看了我一眼。”

“然后呢。”

“然后你就绕开了。”

“那是因为——”

“因为什么？”

董美铄咬住下唇。她想说因为靠太近会喘不上气。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疯了。

翟美熹忽然抬手，用拇指把她颈侧那颗汗珠擦掉了。指尖是凉的，落下去的那一寸皮肤，却像被火舌舔了一下。

“你耳朵好红。”翟美熹说。

“天太热了。”

“下雨了，不热了。”

董美铄闭了一下眼，然后伸手，很轻地，攥住了翟美熹垂在身侧的那只手。

雨还在下。楼梯井里积起一小滩水，映出灰白的天。两个人都没再说话。翟美熹的手指先是僵了一瞬，然后慢慢地、慢慢地回扣过来，十指扣紧。掌心贴掌心，全是汗，谁也没松开。

晚自习的铃声在雨里响起来，闷闷的，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。

“回不回去？”翟美熹问。

“再站一会儿。”董美铄说。

她第一次觉得，迟到也不是什么坏事。

第二天早上，翟美熹走进教室，发现自己的桌角放着一瓶薄荷汽水。冰的，瓶身还挂着水珠。瓶盖上贴了一小片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，用圆珠笔写着四个字：

“以后别迟。”

翟美熹笑了。她把纸片揭下来，折了两折，塞进校服口袋里。

那天上午董美铄一次都没回头。可翟美熹知道——她耳朵又红了。

窗外蝉声一片一片地叫。第二十八中学的夏天，还长着呢。